自今年秋季开始，中国殡葬协会与北京大学共同举办中国哲学专业殡葬文化方向研究生课程进修班，面向全国殡葬行业工作人员招生。为此，中国殡葬协会副会长李宽定表示，“殡葬需要文化，而且是高层次、全方位的文化”。

　　“殡葬需要文化”，我想，关于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如何面对、看待和理解死亡，从来都 是无论哪个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中均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课题，并且同时也是相应文化特征、精神面貌的重要体现和表征，更不用说，在我们的传统文化语境下，“生死事大”“慎终追远”一直都是人们信奉恪守的基本文化信条和文化心理，甚至被上升到了“民德归厚”、“治天下”的高度。

　　但同时不能不看到的是，就当前的现实而言，文化之于殡葬固然重要，却并非事情的全部，也不是其“更重要”的所需，而“更重要”在于：殡葬行业所赖以健康发展的体制或者说制度环境。

　　关于文化与体制的区别，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曾经做过这样的精辟归纳：“‘选择什么’是文化之别，‘能否选择’非文化（制度）之别”，因此，他认为：“文化无高低，制度有优劣”。从中不难看出，体制或制度之所以比文化更重要，就重要在，比较后者，前者是更为刚性、基础性的人文环境，能为后者的发展繁荣提供一个最基本的秩序前提。具体到殡葬行业，也即是说，一个允许充分选择（非权力、非垄断）的良好体制环境，事实上是殡葬文化能否健康和深入发展的基本前提。

　　毋庸讳言，当前我们的殡葬体制，欠缺的恰恰是这样的体制环境。一方面，殡葬机构与行政权力存在一种高度依附的从属关系，相互的利益瓜葛十分密切，行政部门很难站在中立、超然的立场上履行公共监管职能；而另一方面，殡葬行业事实上仍是高度垄断和非竞争性的，由此导致该行业严重的暴利化和“去公益化”——这正如近年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骨灰盒几千元一个，一块墓地动辄十几万、几十万，殡仪馆强抢尸体……

　　这种体制环境下，若想殡葬文化得到健康的发展、从容的“选择”，无疑将显得相当为难。比如，关于殡葬，孔子曾说，要“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并且强调：“礼，与其奢也，宁俭”；但问题是，如果眼前面对的是一个以垄断暴利为能事，不断追求高档、豪华化且别无选择余地的殡葬体制环境，那么我们如何能做到“宁俭”意义上的“葬之以礼”的殡葬文化选择呢？

　　再如，在我们的传统殡葬文化中，一直强调对于逝世的尊亲，必须坚持“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为父母服丧，应“（心）安则为之”。可是，在一个非公益、暴利化的体制环境下，当丧葬越来越蜕变为一种牟利道具之际，“事死如事生”的殡葬文化又何以依傍？作为生者，在丧葬过程中又如何维持对逝者的“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