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死者而歌；他们，在都市角落的葬礼上，以自己的歌声表达家属的丧亲之痛;他们是一群穿行于城市葬礼间的职业生存者，以自己的哭泣和欢乐，向生活致敬。 　　这个庞大的人群自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他们一定程度上演绎并见证了14年中国城市底层社会的鲜活生态。 　　尽管受到限制，但如今他们依然活跃在城市的边缘，成为重庆市民社会民俗民风的一个生动标本。 　　都市底层社会的葬礼狂欢 　　周山：我是板界第一大腕 　　为死者歌唱的人群 　　"板界"是什么意思？民间歌手说，你也可以称呼他们为"唱死人子板板的"，这是重庆方言，通俗易懂--哪家有亲人去世，便有街坊好事者前往帮忙。夏日夜间，搭几块大凉板当桌子，吃流水席，喝夜啤酒，之后，搓通宵麻将。在这种场合，当然要请一个民间歌舞班子吼几嗓子，吹吹打打一番，造一点气氛出来，好歹算是"喜丧"。按照民间歌手们的理解，这就譬如搞影视的，有一个影视界，而专为死者歌唱的人群也有一个界--这，就是板界了。 　　演出"阵容强大" 　　周山告诉记者，他如今是重庆最大的一个丧葬乐队的老总--但他的乐队不叫乐队，而叫公司。 　　"我们公司有150个员工，走得最远的是江津、铜梁、长寿、广安(重庆和四川的一些区县)。和很多人一样，我从小生在一个偏远的农村，借20块钱起家来到重庆，卖网箱鱼卖了七八年，得了个外号叫'网箱鱼'。" 　　周山现在开一辆奔驰，把他的"死人生意"做得风声水起的。他还有几辆货车，车身上有广告：遇见红白喜事不着急，请通知李家沱的"网箱鱼"。 　　周山家住重庆南岸区李家沱，他在自家附近的一个临街门面开设了一个花圈店。这是周山在一场音乐哀思晚会结束时对自己所作的宣传。他是乐队的老板，也是重庆丧事"一条龙"的创始人。 　　周山的"演说"让人感觉他像一个民间的暴发户，但他的演说确实做得深入人心，而现场争要名片者也如蜂拥之势。 　　这是记者初见周山，那是在重庆石桥铺一个城乡结合部的音乐哀思晚会上，那家很穷，搭的棚也是最简易的，就搭在一条破烂马路的旁边，但看热闹的人甚众，都是些住在周围的民工。虽然这个丧家看起来有些寒酸，但演出效果却是非常热烈。首先是参演人员很多，有两男两女四个歌手，还有各种乐器演奏人员，以及搬运工，加起来共有十多个人。虽然据记者的了解，这在以往的板界乐队中，这十多个人并不算多，但在今天，在板界走向只有三四个人就可以搞演出的今天，这样的演出确实算"阵容强大"。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周山今年43岁，也就在1995年的时候，重庆的网箱鱼不好卖了，卖了七八年网箱鱼的周山就用攒了多年的一万元去买了一套乐器，包括电子琴、小号、音响、调音台，并成立了乐队，因为喜欢唱"牡丹之歌"，就给乐队取名"红牡丹艺术团"。 　　"那时的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两三万，我老婆就是不同意，买的乐器还是找别人先赊回来的。"周山当时的想法是，"要是不能赚钱，就当家里买的一套卡拉OK，反正自己也喜欢唱。"周山说，他做生意讲究天时地理人和。"我会写一手好毛笔字，恰好死了人要写挽联，我就去写，也是我该走这条路"。这一发展，周山还搞出了气势，乐队火爆。不到一年，有人就对周山说，你去买点桌子板凳，搞丧事一条龙，包括搭设灵棚，给丧家煮饭，与丧事有关的，什么都搞。这一群众的呼声，让周山喜上心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四处凑钱，一下就投资了10万元，买冰棺、买汽车、买餐具、桌子、板凳，全套。很快，不到半年，周山就以他"吃一桌给一桌的钱，每桌80元，吃不完的不给钱"的口口相传，名声响遍重庆，并成了重庆丧事一条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找到钱才算是大哥 　　周山在今日的板界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想找谁来唱歌就找谁。但一回想当年组建乐队的经过，那也是千般滋味。"最开始，艺术人就踏削我，说我是山区农民。我要求这些歌手给亡灵下跪，这些搞艺术的觉得自己人才美貌，不干。我就请他们到家里来，煮鱼招待他们，给他们解释，这个社会在发展，必须要像我这样用真诚的心给亡灵下跪，我们才能占领市场。不管艺术不艺术，我们要找到钱才是大哥。" 　　几年后，周山和这帮人都成了朋友。 　　周山乐队一个歌手告诉记者，其他乐队请他去的出场费是40元每晚，但周山请他去是80元，所以板界的人都愿意到周山的乐队，而周山请的人也几乎全是板界的好手。在这个歌手看来，"周山确实是个聪明的商人，他舍得花钱，所以他的乐队才这样红火。他赚钱主要靠煮饭，搞乐队是为了打名声。"　作为一个职业哭泣者，不仅几乎每天都要哭，而且还要给亡灵下跪，这是很多板界中人也无法做到的。 罗丽:她要养家糊口。 　　重庆板界音乐哀思晚会最让人震撼的莫过于哭娘了，《哭娘》是一首歌，母亲过世了 　　就哭，这些哭娘者披麻带孝地像作为过世者的子女一样，代丧家表达生死离别的哭泣和对母亲的歌唱。《哭娘》的歌词是板界的人自创的，很早以前也有老一代的哭娘者，但她们的呜呜声我们实在听不懂，于是在板界，他们就把它唱得通俗易懂了。哭娘者不仅披麻带孝，还下跪，还一步步跪向亡灵，边跪边哭边唱，很多第一次看到这种演出场面的人无不感到震撼，她们歌唱和哭泣时的撕心裂肺肝肠寸断无不让现场的人受到生离死别的感染，这不免让我们对哭娘者产生由衷的敬佩。哭娘者不仅哭娘，还哭爹，哭哥哥，哭姐姐，哭弟弟，哭妹妹--不同的对象她们就有不同的歌唱角度。 　　《哭娘》一般作为整场哀思晚会的开场演出，它让整个哀思晚会一下就进入悲伤的沉痛之中。哭娘者在唱这首歌时无疑要付出比唱其他歌曲更多的心力和感情，所以她们一般都会得到丧家的额外小费。哭娘者也成为音乐哀思晚会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 　　"真感情的流露" 　　哭娘者的内心具有怎样的重量，在重庆沙坪坝土湾的模范村，记者找到有重庆"板王"之称的哭娘者罗丽。 　　罗丽今年刚刚40岁出头。这是个个性异常鲜明的女子。对于不想说的话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对方"我不能回答。"嘴里的词汇很专业，总是蹦出"主持人、演员，采访"等等一系列的名词。 　　她告诉记者，她正在"不间断地"接受医生的治疗。因为替人哭丧很费嗓子，而她的嗓子现在是她一家老小吃饭的唯一工具。有了这副嗓子，她养活了儿子，支撑起了家庭，还为家里置办齐了各种家用电器。 　　罗丽家住的这一带散落着数十幢红砖墙砌成的老房子，居民大多数是重棉一厂的老职工。罗丽的家就隐匿在底楼一间低洼的平房里，下雨的时候，雨水从门外倒灌进低于地平面的屋内，地上到处是湿痕斑斑的水渍。 　　谈话的时候，罗丽刚满9岁的儿子像火箭头一般，从外面猛冲进来。罗丽一边忙着招呼儿子，一边对儿子说，"去看书做作业，妈妈这么辛苦给别人当孝子养你，你要好好读书……" 　　儿子依旧"咯咯咯"地大笑着。9岁的孩子，看来还不懂什么是"孝子"。 　　在土湾模范村一带，乃至重庆市内搞丧事一条龙的圈子里，罗丽几乎算得上是同行里最有名气的明星。有的丧事一条龙老板甚至指名点姓地提出，除了罗丽，任何演员都可以换。 　　罗丽颇为骄傲地说，从主持到唱歌，从哭丧到搞笑，丧家举办丧事音乐会的一系列活动没有她不会的。 　　她是个名副其实的全能型"板王"。 　　对于朋友们给予的"板王"称谓，罗丽曾经还是有些矛盾。这既是她向圈内同行炫耀的资本，但同时也隐约感觉到其中的不雅。 　　"唱'板板'以前在一些人眼里，毕竟不是很光彩的事。"罗丽从1992年就开始唱板板，那时候只要一说出去唱歌，她都要等着天黑了才出去，因为怕熟人看见。在重庆，人们对唱死人子板板的有这样一个特别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件很缺德的事，而且还会骂一句，"狗日找死人子的钱"。和很多去唱死人子板板的人一样，罗丽去唱歌，也想多挣些钱，这是一个最坚硬的理由。 　　罗丽说，"当然，现在我肯定不这样认为。我不认为我和那些表演的歌手有什么不同。" 　　"哭丧是我的工作" 　　罗丽一直很严肃地强调，"唱板板"是她的工作，是她养家糊口的工具。如果哪一天她不能唱或者不允许她唱，她的生活很可能将从此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穷死、病死、或者是饿死。 　　与大多数国人一样，在国企改制的大浪潮中，罗丽和她同在重棉一厂工作的丈夫先后下了岗。下岗对于这个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连件像样的家用电器都没有的家庭来说，也就意味着随时可能断炊的危险。 　　丈夫原是重棉一厂的保卫人员，没有什么特殊的技术。而罗丽，除了做棉纺工人和唱歌，几乎什么也不会。尽管，她曾风光无限地向朋友们炫耀，她在厂里年年获得歌唱比赛的第一名，然而，面对现实生活的时候，唱歌，只能是她的爱好，却不能成为谋生的手段。 　　日子在看似平淡，其实却张力十足的压抑中进行着。 　　每个月，赖以生存的，是丈夫那两三百元的吊命钱，除了买米买油，小俩口哪里都不敢去，因为"跨出门就要钱"。为此，32岁"高龄"的罗丽甚至不敢像正常女人那样生一个孩子，担心生下来也"养不起"。 　　丈夫说她"命里注定要干这一行"的，并将此称之为"天意"。 　　1992年的重庆，还没有丧事一条龙的业务，更没有代人哭丧当孝子的人存在。 　　罗丽无意中却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她的"第一次"是被朋友莫名其妙地硬架着上的台，因为"听说她歌唱得好"。听到哀乐在耳边响起的时候，罗丽全身像触电一样，僵硬得甚至不敢将头随意晃动，唯一的想法是，赶快逃跑，躺在自己身后的，是一具死人。 　　但随即又不知道被谁推上台去。 　　无奈之中，罗丽开始稀里糊涂地说着所谓的"悼词"，从死者生平到死亡日期，毫无次序可言说了一通，整个过程不足5分钟。本以为会被人嘲笑，罗丽不知不觉开始流泪，她只想尽快结束这场闹剧，不至于在朋友面前丢脸。 　　当她颤巍巍地走下台时，就觉得"像突然呼吸了新鲜空气一样轻松"，而丧家竟意外地把100元钱硬塞到她手里，满含泪光地对她说"谢谢。" 　　自此，罗丽的大名不胫而走。 　　哭，也需要职业精神 　　现在，罗丽非常自信地说，"是的，我可以说，整个重庆市内，唱《哭娘》最厉害的人就是我。" 　　对于她的客户，她如数家珍，从沙坪坝最著名的"雷烧腊"老板到某知名房地产集团的老总，都曾以破天荒的高价邀请她为家中亡者哭丧。 　　"那个房地产老板很有孝心，他点我唱《哭娘》，点歌费800，另外还给了1000块的小费。"罗丽说，"他为他的母亲办了3天，3天都举行丧事音乐会，每天的演员都不一样，惟独没换的人就是我。一首《哭娘》，我一个晚上反复唱了7次。" 　　一夜7次点唱《哭娘》之最，在罗丽看来，为她在圈内创造了纪录。 　　"有一个姓包的，说是什么殡仪馆的职业主持人，结果请去哭丧的时候，不要说流一滴眼泪，就是说十几分钟的悼词都差点说不下去。"罗丽边说边笑得不能换气，"说悼词时说到一半，就不知道怎么饶回去了，太好笑了，弄得丧事老板差点结不了账。以为当孝子这么容易？哭，也是要有技巧的。" 　　最近的一次替人做孝子哭丧是在3天以前。罗丽带着她的"工作服"--一身白色的孝服和一双软底黑布鞋从容上台。 　　手中的纸上简单地记录着亡者的出生年月，工作情况等等，罗丽一口气说了近10分钟的悼词，全是亡者如何辛苦持家，而亲人又是如何悲痛的惋惜之词，其中，没有作任何停顿，几乎是一气呵成。 　　当《哭娘》的音乐奏起时，罗丽大喊一声"爸爸呀"，立刻悲壮地跪倒在亡者灵前，拼命地摇晃着纹丝不动的冰棺，哭声震天，声音抖得很厉害，并且沙哑得让人感觉似乎快要晕厥。 　　亡者的妻子看着泪流满面的罗丽，顾不得众人的劝阻，一下子扑到亡者冰棺上，与罗丽相拥在一起，仿佛罗丽是她的亲人一般，急速地痛哭了几声后，当场就晕倒在地。 　　当音乐结束的时候，罗丽脸上还挂着泪珠，但已经能从容地换衣服。她私底下对记者说，"今天，我看死的那个人那么年轻，怕他们太难过，还刻意稳了一下，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如果是平时，那些儿女肯定都要被我哭昏过去。" 　　哭丧者的后现代生活 　　除了唱《哭娘》时用声的技巧外，罗丽说，最重要的就是尊重死者，进入角色。2002年，罗丽开始学唱《哭娘》，这一唱，"就红了"。 　　"本来唱歌我也很懂，什么地方轻重，什么地方该用气息把它怄出来，所以要唱出真感情。确实在唱歌以前的那几秒钟，马上就要进入角色，就把自己当成老人家的儿女，像亲爹亲妈一样。那种撕心裂肺、生死离别的感觉，在那一瞬间，就要爆发出来。"　　　　"我这是在干什么？这是替人做孝子。什么是孝子？那就是父母死了以后要为他(她)痛哭的人。"罗丽说，"我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当孝子的时候还东想西想，丢不丢人啊，得多少钱什么的。我从来不想这些，拼命想的就是我也是死者的家属之一，想着想着，就会联想到自己的身世，联想到自己4岁就死了父亲、去给人家当佣人的妈妈，那个难受啊，真的是痛不欲生。" 　　那不是长期生活在悲伤的情绪中？ 　　"所以到了后面，晚会还有个欢乐的高潮，我就尽量地'疯'。因为太悲伤了，自己也伤肝伤肺，我就要从悲伤中解脱出来。" 　　"要养家糊口"作为一个职业哭泣者，不仅几乎每天都要哭，而且还要给亡灵下跪，这是很多板界中人也无法做到的。"第一次是临时叫到我，但是我也跪下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艺术，愿意付出，我觉得很值得。想过还是很笑人，因为跪下去给别人当孝子，觉得面子上放不下。本来唱歌就穿得很好，干干净净的，哭了脸也花了。" 　　罗丽坦言，她从未觉得生活有多么艰难。她不愿意找亲戚朋友帮忙，只要能给她一个"唱板板"的空间，她有信心靠自己的力量让家庭越来越美满。 　　目前，她有个最大的心愿，什么时候等模范村的旧房子拆迁，她还要靠"唱板板"存一笔钱，争取早日买一套宽敞一点的新房子，让一家老小过得更舒适。 　　记者刚从民政部门了解到，全重庆市有大大小小开展"丧事一条龙"服务的公司40多家，而这些老板手底下招揽的主持人、歌手、哭丧者又大都是游走在城市生活边缘的底层人士。他们或下岗，或失业，或没有别的谋生手段。但是，他们和普通人一样，都想填饱肚子。 　　正如罗丽所说那样，"如果还有其他的方法，一个月可以赚到三四千块钱养家，那我也不会选择去给别人当孝子哭丧这条路。" 　　1992年前后，重庆市区开始禁止放鞭炮，让民间办丧事缺少了最重要的"仪式感"，这进一步推动了板界乐队的蓬勃发展。到1993年，乐队已经遍布城市。之后的四年，那是重庆板界乐队的发展和辉煌期，乐队之间都在演出质量上见真功夫。各色人物也开始在板界乐队大显身手，不管是在舞厅搞音乐的，在厂矿企业搞宣传的，也或者是在专业剧团从事演出的，甚至是在大学教书的，公司当经理的，只要是能歌善舞的，都涌进这一不太正规的舞台，为的是能够挣取额外的收入。当然也有人仅仅是为了爱好。 　　本来，丧葬服务业是各地都有的常规行业，但重庆的"板界"群落却别具特色。 　　首先，乐队演出形式丰富多样，精彩纷呈。和其他地域的类似团体不同，活跃在重庆板界的歌手和乐手，多有在各级地方性文艺团体中演出的经验，绝非临时搭建的"草台班子"。其通常的演出，一台"晚会"包含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相对固定的歌舞节目，开始是较为悲伤的抒情通俗歌曲或民歌演唱，表达家属的丧亲之痛，然后是较为活泼甚或喜庆的歌曲，以及演出者自创的搞笑舞蹈或小品，透露出中国人古老的"喜丧"观念；第二阶段家属点歌，也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视家属亲友点歌的踊跃程度而决定演出时间，整个演出时间通常在3-4小时之间，也有通宵演出的情形。 　　一个较为成熟的乐队，通常由4-10人组成，至少保证男民歌、女民歌、男通俗、女通俗四位歌手，人手紧张时，歌手也兼任乐手；宽松时，则有专门的乐手，通常分为键盘、鼓手、小号、长号、萨克斯等数位。面对死者的遗像和挽联，演出者常常浑然忘我，投入非常，动情处不禁潸然泪下。这种颇有专业精神的演出也引来了附近的邻居或无所事事的看热闹者，他们和家属一起构成了很是热心的观众，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专门为某歌手捧场的"追星族"，耐人寻味。 　　其次，历史长久，参与人数众多。据目前进行的调查显示，从1992年发轫至今，有14年时间，其鼎盛时期全行业容纳近十万人，而重庆市的城区人口为五百万，其繁盛情形可想而知。 　　其三，行业内部人员构成、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由于全行业牵涉面较广，从花圈店、寿衣店、各种乐队/乐团到相关饮食服务提供者，可谓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歌手中既有中学文化程度的音乐爱好者，也有在职高校教师。他们投身其间的目的多数为了生计，少数仅凭兴趣。歌手与歌手之间，歌手与乐队老板之间，乐队与花圈店之间，充斥各色人生故事。同时，这个庞大的人群自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他们一定程度上演绎并见证了14年中国城市底层社会的鲜活生态。 　　回想板界乐队发展的历史，其红火初期开始于1992年--当时重庆的一些企业和厂矿面临凋敝，但市场春风已吹遍大地，几个从工厂出来的工人开始将铜管乐转向丧事哀乐晚会，并由此开创重庆板界的历史。以前哪里死了人也就是请打玩意儿的(多为川剧形式)来随便搞搞，但随着西洋音乐，包括铜管乐和摇滚乐的风行中国，搞玩意儿的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后来重庆市区开始禁止放鞭炮，这进一步推动了板界乐队的向前发展。到1993年，乐队已经遍布城市。之后的四年，那是重庆板界乐队的发展和辉煌期，乐队之间都在演出质量上见真功夫。各色人物也开始在板界乐队大显身手，不管是在舞厅搞音乐的，在厂矿企业搞宣传的，也或者是在专业剧团从事演出的，甚至是在大学教书的，公司当经理的，只要是能歌善舞的，都涌进这一不太正规的舞台，为的是能够挣取额外的收入。当然也有人仅仅是为了爱好。 　　与此同时，板界乐队也从原来队员之间收益的平均分配制，向股份制或老板制转变。这样的转变是一个分水岭，它为以后乐队之间的相互杀价埋下了伏笔。在这个期间，花圈店开始杀入板界市场。原来，他们就只卖点香蜡纸烛，卖点丧葬用品，丧家要乐队，他们也就当个中介。随着乐队的越来越多，眼看这也是一块肥肉，他们就变中介为老大了。"丧家来找我，这业务是我接的，我就是乐队的老板的老板。"与此同时，他们还将业务更进一步拓展，承揽关于丧事的一切服务，并取名叫"一条龙"。 　　这时板界的天空是"一条龙"的天空，而乐队也或者下面某一个具体唱歌的人，收入也就大不如从前。随着板界乐队之间，花圈店之间，"一条龙"之间的恶性竞争，自1997年以后，板界市场就越发混乱了。一些人能够另谋生路的开始退出板界，一些人也还在板界继续搞演出，虽然谈不上挣钱，但还可以混口饭吃，尤其是对于那些下岗职工而言。其实丧家给出的费用并没有降低，但大部分都被"一条龙"吃走了，下面的乐队也就吃点渣渣。 　　这个时候，板界乐队的演出质量也就大为下降，演出人员也越来越少。"一个人就是一个乐队，只要我有设备，今晚我接到一个业务，随便请上几个人，乐队就算成立。"为了收取更多的点歌费，乐队还经常将演出搞至深夜，因为此时的乐队如果没有足够的点歌费，乐队老板就会亏本。 　　随后便有市民提出来：噪音扰民。再加上2002年6月渝府令第134号文件《重庆市殡葬事务管理办法》的出台，重庆板界开始一步步走向没落。对板界的人而言，134号文件就是不允许他们在主城区搞演出了，这无疑是他们不情愿听到的消息。但他们只好将阵地转到城市的偏偶，或者将业务做到了乡村。重庆板界虽然正一步步走向没落，但它在城乡结合部至今还有一定的市场。    本站想写写生活在重庆殡葬行业里丧事一条龙的文章，一直没有机会，如今看到这篇文章在全国各大网络上报道感到欣慰，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他们。   重庆丧事一条龙里面象他们一样的还有很多，有些已改行了，有些到外地发展去了，不管是怎样，我都应该祝福他们，也希望他们把“重庆丧事一条龙”变成一种新的重庆殡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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